泉州市舶司：关声回荡越千年 海丝风华耀古今

　　近日，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，全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，并新增21个过境免签人员入境口岸，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口岸名列其中；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最新研究成果《2024中华文化符号国际传播指数（CSIC）报告》发布，泉州簪花被列入2024年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地方文化国际传播七个热点之一……

　　近年来，世遗之城泉州频频成为国际传播热点。而早在宋元时期，泉州就被誉为“东方第一大港”“光明之城”，无数蕃舶客商蜂拥而至。彼时，为了管理泉州海上对外贸易，朝廷在泉州设置市舶司。

　　泉州市舶司的设置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对外贸易口岸，对宋元时期泉州的经济繁荣、文化交流以及海洋贸易各参与方的共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。

　　泉州市舶司遗址，位于泉州古城罗城的镇南门外、翼城的南熏门内，是“泉州：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”系列遗产中体现海洋贸易管理保障的代表性要素，是宋元国家政权设置在泉州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。它是宋元时期泉州“东方第一大港”刺桐港的重要见证。

　　夕阳下的泉州古城 （资料图片）

　　蕃舶来商第一关

　　穿过充满烟火气的泉州古城水门巷竹街，沿着幽深绵长的石板路一路向水仙宫前行，最终在鹊鸟桥旁可以看到两方石碑，上面镌刻着“泉州市舶司遗址”几个大字，静静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海桑田。

　　北宋元祐二年（1087年），一则来自朝廷的诏令让泉州愈发热闹起来——多方努力下，朝廷终于应泉州知州陈偁的奏疏申请，在泉州城南晋江江畔处设置福建路提举市舶司，“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，以来远人，通远物”。

　　“市舶司相当于古代海关，是宋、元及明初时期政府设置在各海港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行政机构。其设置标志着泉州正式成为开放的国家对外贸易口岸，在泉州海外贸易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。”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考古研究部成员傅恩凤表示。

　　唐时，泉州港口已有初兴景象，出现了泉州最早管理海外贸易和海上安全的机构和官职，如“榷利院”“海路都指挥使”等。这些字样刻于五代时期泉州刺史王继勋所造的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》石经幢上，现收藏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。

　　“州南有海浩无穷，每岁造舟通异域。”至北宋，在时人谢履笔下，泉州港口的海外贸易已颇具规模。《宋史》有载轶事“遣使贡方物，其使乞从泉州乘海舶归国”，外国使节要求从泉州港乘海舶归国，可见这个港口已为南海诸国所知。

　　然而，此时仅广州路、两浙路两地设有市舶司，所有海外贸易需先到两地办理入口公凭和完税手续。泉州虽有“番舶之饶，杂货山积”，贸易流程却极为冗杂，且备受市舶司所在地地方保护主义掣肘。元丰三年（1080年），新修订的“广州市舶条法”加剧这一束缚，众多泉州商贩怨声载道。恰逢“舟之南日少，而广（州）之课岁亏”，陈偁顺势奏请朝廷“置市舶于泉（州），可以息弊止烦”。

　　泉州市舶司设立后，成为外来商人、货物进入泉州城的第一站，是蕃舶客航聚集之处，一时风头无两。“当时，市舶司向舶货征收的是‘实物税’，一般叫作‘抽解’，就是按一定比例抽收舶货。”傅恩凤介绍，除此之外，市舶司还有着禁榷、博买的经济职能，能够对舶货中的宝贵、稀有物品实行专买专卖，还能收买部分物品进行售卖。

　　泉州市舶司还承担着管理蕃商、主持仪典等职责。傅恩凤说，一年夏冬两季，市舶司官员都会前往九日山进行祈风仪式，以求“俾波涛晏清，舳舻安行，顺风扬帆，一日千里，毕至而无梗”。目前，九日山尚存10方航海祈风石刻，佐证了市舶制度下宋廷对海洋贸易的重视。

　　如今的泉州港已发展成为现代化综合性港口。图为泉州港锦尚作业区。 （资料图片）

　　寻迹市舶司遗风

　　泉州市舶司存续的近400年间，泉州港口成为繁荣的国际大港。然而世事变迁，明朝成化八年（1472年）市舶司改隶福建布政司，迁往福州，泉州港口从此跌落为一般性的港口，后受“海禁”政策影响迅速走向衰落。泉州市舶司原址亦逐渐荒废，最终湮没埋藏于地下。

　　为了配合“泉州：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”申报世界遗产，2019年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福建博物院、泉州市海上丝绸之路申遗中心联合组成泉州城考古工作队，开始对泉州市舶司遗址进行探寻发掘，也揭开了一段波澜壮阔的泉州海洋对外贸易的繁荣岁月。

　　“市舶司在泉州存续期间，一直在同一个地方，相关文献有明确记载。”傅恩凤告诉记者，竹街上立有石碑“南熏门遗址”，这方石碑与水仙宫旁的鹊鸟桥都是定位遗址的重要标识。《泉州府志》中就有“市舶提举司在府治南水仙门内”“鹊鸟桥水关北沿水道六十米有水仙宫”“南熏门，在旧市舶司之旁”等字句。

　　事实上，厦门海关、泉州海关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就曾于1987年成立联合调查组，对泉州市舶司进行调查。调查组认为舶司库巷应是市舶司仓库所在地，其北侧的马坂巷与水门巷之间的洪厝山，则很可能是市舶司遗址。洪厝山，其实并不是山，而是相当厚的明清瓦砾、陶瓷片堆积。

　　遗址中发现的驳岸、石阶等遗迹，可能是用来运送货物进入市舶司检阅的码头。（资料图片）

　　2019年，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汪勃为领队的考古专家们，开始在这一区域进行考古勘探调查。并在原泉州人民电器厂院内布设探沟进行发掘，最终在此发现了宋元时期的院落遗存。

　　“这次发掘工作，揭露出铺砖地面和石墙、石墩、石构、鹅卵石铺面等宋元时期建筑基址，出土了脊兽、花卉纹瓦当、文字砖等建筑构件，以及青瓷、卵白釉瓷等陶瓷器。结果明确了此处有大型较高等级官式建筑群的存在，而‘（监）造市舶亭蒲’文字砖的发现，则进一步确认了该建筑群为泉州市舶司遗址。”傅恩凤介绍。

　　结合遗址周边水系、道路的构成等因素，泉州市舶司遗址位置最终得到确认。其四至范围大致为：西南依竹街，东北到马坂巷西侧道路和马坂巷之间，东南至水门巷，西北靠八卦沟，面积约1.2万平方米。

　　遗址中还发现了淤积泥土、驳岸、石阶等遗迹。傅恩凤表示，这很可能是用来运送货物进入市舶司检阅的码头，而当时的竹街则很可能也是沟渠，与八卦沟相连，并连通外部水域。“涉洋经商船只及货物到达泉州湾后，可换乘小船，溯晋江、沿八卦沟、过水关，直达市舶司进行报关手续，十分便捷。”

　　如今，广州、杭州的市舶司遗址俱已湮灭。泉州市舶司遗址，或为唯一可以较为完整揭开尘封历史的古代海关遗址。2021年，“泉州：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”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，泉州市舶司作为体现泉州海洋贸易管理保障的代表性要素，被列为遗产点之一。

　　商贸古港启新航

　　10至14世纪，泉州是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高度繁荣的商贸中心之一。“是亦为一切蛮子商人常至之港，又是商货、宝石、珍珠之输入竟至不可思议，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。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·波罗来到这个“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”后大为赞叹并直言，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，乃至此刺桐者，则有船舶百余，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，为额极巨。

　　泉州港口的繁盛，为朝廷带来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。泉州市舶司一经设立，既给当地海商进出口贸易提供便利，也给朝廷带来巨大的财富，泉州市舶收入约占当时全国市舶收入的一半。李心传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中说，南宋绍兴末年，泉州市舶司的岁收入大约在百万缗上下，对南宋财政收入有较大贡献。

　　“涨海声中万国商——泉州市舶司遗址”展览展出的出土瓷器黄琼芬 庄钊滢 摄

　　走进经过改造的泉州旧梨园剧场，二楼“涨海声中万国商——泉州市舶司遗址”展览，呈现了2019年至2021年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。在这里，记者看到了泉州市舶司考古发掘出土的建筑构件、陶瓷器、部分铜钱等。其中，出土的陶瓷器有青瓷、白（青白）瓷、黑（酱）釉器、青花瓷等。

　　“这些陶瓷器，既有来自泉州及省内其他地区的晋江磁灶窑、德化窑、厦门汀溪窑、漳平永福窑等，也有来自省外的浙江龙泉窑、越窑、江西景德镇窑等，种类繁多，从侧面反映了宋元时期泉州经济与商贸的繁荣。”傅恩凤说。

　　市舶司的设立，对泉州本地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特别是“造船业”“纺织业”和“制瓷业”三大产业，在市舶司的推动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。1974年在泉州后渚港发掘的宋代海船，便是泉州造船业发达的有力见证。海外贸易市场的不断扩大，则使泉州的纺织业迅速崛起，南宋地理学家赵汝适在《诸蕃志》中记载，泉州的纺织品已远销至东南亚诸国及坦桑尼亚。宋元时期，泉州的磁灶窑、德化窑、安溪窑、东门窑、南安窑等著名窑口的陶瓷产品也远销世界各地。

　　德化陶瓷，自宋元时期就成为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重要出口商品，从泉州港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。时至今日，德化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陶瓷工艺品生产和出口基地、国家级出口陶瓷质量安全示范区、中国陶瓷行业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创新升级示范区。

　　“如今，德化陶瓷产品远销19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能根据世界不同国家、民族的多元文化需求，研发、设计、生产各种各样的陶瓷产品。”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曾宪升介绍。

　　传承千年的不仅是德化陶瓷。直至如今，泉州辖下的晋江石狮的纺织业、安溪茶叶、惠安石雕、永春的制香等传统产业，依旧熠熠生辉。统计数据显示，2024年1至11月，泉州全市出口额1773.31亿元，同比增长3.9%。从千年古港到万亿名城，在海丝的千年潮涌中，泉州向着再续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辉煌的航程劈波斩浪、开拓奋进。（记者 黄琼芬 见习记者 庄钊滢 实习生 陈明静